学校教学改革与发展资讯（九）
　　
　　英国：以“自由学校”撬动教育改革
　　
　　李茂
　　
　　在体制之内提供多样性还不够。如今我们必须创造出合适的条件，让新学校的办学者能够快速、灵活地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
　　
　　6月18日，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公布了新政府改革中小学教育的下一阶段方案，为教师、家长、慈善机构创办新型学校——自由学校（Free
　　
　　Schools）勾勒了具体的实施程序，并发布了创办新学校的申请表。由此，英国保守党力推的“自由学校”运动迈出实质性步伐。
　　
　　自由学校是对家长负责，而非受制于官僚与政客的独立的公立学校。自由学校创办程序的公布，使英国教师第一次获得了创办自己学校的官方支持，将极大地调动起英国教师的办学热情与创新精神。
　　
　　英国教育部称，为让中小学教师有机会获得更多专业自由，英国新政府已着手制定一系列计划，支持教师创办“自由学校”，是其中的重要一项。
　　
　　美国KIPP学校成样板
　　
　　据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报道，英国让教师创办自己学校的计划，取法自美国成功的特许学校运动。特许学校是享有高度办学自主权的公立学校，近20年来，由教师在贫困地区创办的特许学校，改变了许许多多美国弱势儿童的命运。奥巴马总统对特许学校政策高度支持，并希望增加特许学校的数量。最好的相关学术研究显示，新型学校的创办，使所有学生的学校教育标准都得以提高。在纽约，特许学校使城市贫民区孩子与郊区富人子弟的成绩分化得以显著缩小。受益于特许学校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最贫困的儿童，享受午餐费用减免的学生占到了九成。
　　
　　在美国众多的各式各样的特许学校中，最受英国政府推崇的是KIPP学校。KIPP取名自“知识就是力量”的打头字母，是美国最成功的特许学校集团之一。KIPP建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八成学生来自贫困家庭，享受午餐费用减免，但毕业后上大学的学生比例超过85%。
　　
　　KIPP学校集团便是由“为美国而教”——一个把名牌大学毕业生吸引到贫困地区做教师的项目——的教师创办的。在英国也有跟“为美国而教”类似的项目，包括“教学为先（Teach
　　
　　First）”、“未来领袖（FutureLeaders）”和“教学领袖（Teaching
　　
　　Leaders）”等。“未来领袖”与“教学领袖”为贫困地区的城区学校培养了优秀的领导者，英国政府相信，他们将成为“自由学校”项目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来自这些项目的许多教师也早已有了创办新学校的打算。
　　
　　大力支持，严格审批
　　
　　除了向有意创办学校的机构公布新建学校的创办程序和申请表之外，迈克尔·戈夫大臣还表示了政府使新建学校更容易获得办学用地的决心。今后，办学用地的选择更加灵活，住宅用地与商业用地可以不经“用途变更”审批便可作用学校用地。现有学校用地的保护力度还将增大，以确保新建学校对它们的使用需求。
　　
　　此外，英国协调地方政府的国务大臣将更新地方规划部门的指导大纲，使新建学校得到地方规划部门的明确支持。
　　
　　英国政府还将设立一个以推动学校系统多样化与办学创新为宗旨的，经费高达5000万英镑的专项基金——“标准与多样化基金”，在2011年3月之前，它将为“自由学校”项目提供经费。在接下来的财政开支审核中，为“自由学校”拨款是英国教育部的头等大事。
　　
　　为跟推动“自由学校”的“新学校网络（NewSchools
　　
　　Network）”建立正式关系，戈夫大臣还专门给该机构发去信函，并提供50万英镑的启动经费，帮助全国各地有志于创办新学校的团队获得他们所需的支持。任何希望创办新学校的团队，将首先跟“新学校网络”接触，从该机构获得申请与筹办新校的所需信息与帮助。
　　
　　所有新学校的申请者都将接受严格的审查，以确定其适合经营一所学校。任何倡导暴力、偏执、仇恨或意识形态与英国民主价值观相对立的申请者，都将被拒绝。在填写申请表时，办学团队需要阐明：
　　
　　新学校的目的与目标
　　
　　参与此办学项目的主要个人与机构
　　
　　家长需求的证明（如请愿书）
　　
　　课程与教学方法的概要说明
　　
　　考虑中的办学场地
　　
　　通过了初审的团队，将提交一个完整的经营规划书，包括学校的财务可行性报告。
　　
　　为热血教师提供机会
　　
　　迈克尔·戈夫大臣说：“优质教育最重要的因素是教学质量，‘自由学校’将让杰出教师创办自己的新学校，提高儿童的教育标准。本届政府相信，想为教育带来真正改变的热血教师应该获得这个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邀请相关团队填写申请表格，进入创办新‘自由学校’程序的原因。”
　　
　　“数百个团队，从教师到诸如Sutton
　　
　　Trust这样的慈善机构，都表达了创办新学校的兴趣。就像美国的获得各方政治力量支持的成功的特许学校一样，这些学校也将拥有创新的自由，并将直接回应家长的需求。通过政府的‘Pupil
　　
　　Premium’计划，新‘自由学校’还将被鼓励服务于最贫困的儿童。为贫困儿童提供教育的学校，将获得额外的经费。”
　　
　　戈夫说：“在这个国家，最贫困的儿童往往只能接受最差的教育，而富裕家庭可以通过私立学校和购买昂贵的住房让孩子接受高质量的教育。通过鼓励创办新型学校，我们将使所有儿童获得原来只有富家子弟才能享有的教育——班额小、教学质量高、管教得力的小规模学校。”
　　
　　各方表态
　　
　　曾参加“未来领袖”计划，现为西伦敦一所普通学校副校长的乔迪·金说：“我相信，创办新学校的自由是改变贫困儿童命运的一个真正机会。由‘未来领袖’的教师创办的‘自由学校’，一定会对孩子寄予最高的期望，将读写和算术基本技能作为重点，不漏掉任何一个学生。这个激动人心的机会一定会受到‘未来领袖’有抱负的校长的欢迎。”
　　
　　“教学为先”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布雷特·维格多茨说：“我们项目的许多大使（校友会）对在最需要创新的贫困地区创办‘自由学校’表示了兴趣。这跟‘教学为先’的长期使命是非常一致的，即通过校友会的发展推动社会变革和教育公平。”
　　
　　布拉德福德一所普通学校的“未来领袖”萨吉德·胡森对政府的这个计划表示欢迎，他说：“我相信，竞争可以推动标准的提高，有助于促进现有学校提高家长的参与，促进他们教学质量的提高。对于有学习困难和残障的学生来说，拥有个性化课程的小规模的‘自由学校’也是他们的福音。”
　　
　　家长代表——旺兹沃思市邻里学校运动的成员之一乔·玛利亚说：“这项新政策正是我们在旺兹沃思期盼已久的。我们坚信学校本土化原则以及不同背景儿童一起受教育的原则。这个政策会让我们给我们的孩子送去最好的礼物——在一所可以跟老同学一起走着去上学的学校里，接受本土化的、全纳的教育。”
　　
　　新学校网络的主席雷切尔·沃尔夫说：“跟我们合作的数百个教师、家长及其他团队如今可以申请创办新校了，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们希望继续跟他们以及更多的办学团队合作，确保全国的儿童——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儿童——都能获得他们理应拥有的优秀教师与优质教育。”
　　
　　旺兹沃思市议会主席爱德华·李斯特说：“在改变初中学校千校一面方面，没有哪个地方比旺兹沃思做得更多。我们鼓励我们的中小学摆脱地方管理部门的束缚，发展他们自己的特性。确保每一所学校都能为孩子提供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是让家长有更多选择的第一步。现在，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在体制之内提供多样性还不够。如今我们必须创造出合适的条件，让新学校的办学者能够快速、灵活地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自由学校’的一个伟大之处在于，它们使家长能够决定他们自己的重点。这是对公立学校体制常规的一大挑战。有的‘自由学校’将选择更小的班额，有的将延长教学时间。这一巨大变化带来的影响将在每一所学校感受到——这就是我们迫不及待地在旺兹沃思市启动‘自由学校’的原因。”
　　
　　美国中小学的惩罚教育
　　
　　邵淑红
　　
　　2010年1月18日至2月7日，作为山东省第二期“齐鲁名师建设工程人选赴美培训团”的成员之一，我去美国康涅狄格州进行了为期3周的培训学习。
　　
　　我在一所高中问及学校对问题学生如何处理，校长助理领着我们到了一间学生隔离室。这是一间专为违纪学生提供的禁闭室。禁闭室只有普通教室的一半大，有三四套特制桌椅，桌子两边有隔板，学生面墙而座。门口有值班教师，无课教师轮流值班。教室里有各种杂志供学生阅读。墙上贴着“学生必读”的要求。我对原文进行了翻译，“七要五不能”内容如下：要尊重别人；要用适当的语言；要按时到达；要一直呆在所要求的桌椅旁；要填写反馈表；要完成作业或课堂工作；要安静读书；不能说话；不能睡觉；不能无所事事；不能运动；不能玩各种电子产品；午饭在禁闭室吃；若迟到了，表现不好，没完成所要求的内容，第二天再来禁闭室一天。
　　
　　在学生的桌子上，我看到了一张学生的作业，翻译过来内容如下：
　　
　　1.在禁闭室的盒子里，找任何一本杂志，阅读一篇文章。
　　
　　2.对你所选择的这篇文章，写出读后感。
　　
　　3.读后感必须至少有200字。
　　
　　4.读后感必须附着在杂志上面并写上该文章所在杂志的页码。
　　
　　5.放学离开禁闭室前必须将读后感交给值班教师。
　　
　　学生在反思自己的行为后必须填写如下的“ProcessingForm”（处理单）。
　　
　　处理单
　　
　　姓名________
　　
　　日期________
　　
　　现在几点__________
　　
　　本周你已经被处理了几次__________几点被送回教室________
　　
　　你做了什么（你的错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为什么会作出这样违纪的决定？
　　
　　___________我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___________我想控制局面
　　
　　___________我想挑战老师的权威
　　
　　___________我想不做作业
　　
　　___________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__________我和同学争论了
　　
　　__________我没做好上课的准备
　　
　　___________其他
　　
　　你的行为对你有什么影响：_______________
　　
　　你的行为对你的老师和其他同学有什么影响：_________________
　　
　　写出两条你将改正错误的措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你回到教室后继续捣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____________
　　
　　为什么这种行为是为人所不齿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上所示，为了使学校的教育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美国的各级各类学校都有一套明确详细的学校规章制度，有一套供本学校学生遵守的行为准则。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学生必须接受学校的规章制度，承认学校教职工的权威并接受其指导。任何学生不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或者不执行学校教职工在学校范围内作出的合情合理要求，均视为违纪行为，任何违纪行为都要受到惩罚。
　　
　　我在东布里斯托高中目睹了校长助理参加的一次问题学生听证会。听证会由校董事会成员、总监、校长助理、家长及家长的朋友、当事学生甚至家长请的律师共同出席。校长助理呈现学生的过失单，违反了什么纪律，多少次，都有正规的纪录，由大家一起决定学生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处罚。如这次，学生可能就要回家一直呆到6月份。如果这个学生没有超过16岁，学科老师必须登门为学生补课。如果超过16岁，可以不登门，但这所学校要求必须去。一切都是那么的正规，按程序办，没人会随心所欲地改变。
　　
　　美国中小学对学生的惩罚颇具特色。其一，美国中小学在教育学生时并不吝惜惩罚。该罚就罚，该重罚就重罚，美国中小学对惩罚是一种教育方式的认识比较清楚；其二，美国中小学惩罚学生时要求公平合理，必须按规章制度办事。美国中小学的规章制度非常健全，这一点与美国多如牛毛的法律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学生犯了错误就按相关条款处理；其三，在美国，惩罚就是惩罚，既无争辩和解释的余地，也无须细致耐心的说服教育，这与我们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国在惩罚学生时，一般要伴随说服教育，而且我国教师在惩罚学生时，经常罚态度，承认错误态度好就可以轻罚或者免罚，但美国几乎没有类似的做法。惩罚时严格照章办事，违规就罚，很少姑息养奸，更很少会因为学生承认错误、态度好而轻罚或免罚，这是美国健全的法制（法制社会）在教育中的缩影。那样做有利于维护制度和法律的严肃性，有利于让学生从小养成要遵从游戏规则的观念。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实验中学）
　　
　　无心插柳柳成阴——芬兰教育成功的“另类”道路
　　
　　李茂编译
　　
　　进入2010年，本世纪的国际教育明星芬兰再次成为焦点。无论是英国，还是亚洲的越南、哈萨克斯坦，都发出了向芬兰学习教育的官方声音。值得玩味的是，在国际教育测评中以高分取胜的芬兰，或许是最不重视考试的国家之一。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很多国家走上了依靠标准化考试建立教学责任制的教育改革之路，但这条路芬兰却没有走。而结果是，从2000年以来，芬兰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各科的成绩，屡屡在国际教育测评中名列榜首，将英美等国抛在身后。而且，最为人称道的是，芬兰学生的成绩两级分化是最小的。
　　
　　芬兰教育成功的秘密何在？很多国家的教育专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欧洲培训基金会（theEuropeanTraining
　　
　　Foundation）的顶尖教育专家巴斯·萨尔博格博士撰写的《芬兰教育改革简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答案。
　　
　　曾在芬兰做过教师、教师培训者、政策制定者的萨尔博格认为，芬兰为提高学生的成绩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道路。芬兰学生的成绩领先全球是相关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包括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充足的学习机会，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与闲暇活动的自主权，家长的支持与参与，有助于学习的社会与文化氛围，等等。当然，芬兰的教育体制本身也功不可没，具体来说，萨尔博格为芬兰的教育体制总结出了五大特征。
　　
　　●特征一：为每个人提供同等的基础教育
　　
　　所有芬兰儿童在他们年满7岁那年的8月入学，开始他们的9年义务教育，通常是小学6年，初中3年。如今人们普遍认为，芬兰的小学教育为所有芬兰公民的高质量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基本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以及终身学习的态度养成，为学生进入更高年级的学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芬兰所有的中小学教师都必须拥有硕士学位才能获得终身教职。小学教师的职前准备课程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从3年延长至了4-5年。从70年代中期开始，芬兰的教师教育的一大指导思想就是把教师视为“基于研究的职业”，着力培养教师的研究能力。
　　
　　芬兰的综合学校全部都是公立的，学校规模都比较小，每班20-30人。一所小学的学生人数通常不超过300人，班额跟国际标准持平，或低于国际标准。2008年，芬兰三分之一的综合学校的学生人数不超过50人，学生总数达到500人的仅占4%。
　　
　　正是因为芬兰的学校规模很小，师生间往往能够建立起紧密的学习共同体。课程改革让小学成为一个寓教于乐的地方，教师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来帮助孩子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很多小学因此成为学习和儿童看护中心，而非仅仅是为学生准备升学的教学机构。
　　
　　综合学校招生不分学生资质和家庭背景，其结果是学生面貌相同但需求各异。综合性是实现教育公平的主导理念，其内涵还包括为所有学生提供免费的校餐、卫生保健、交通、学习资料和心理咨询。
　　
　　芬兰儿童比大多数国家的儿童晚1-3年上学，这意味着芬兰学生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同龄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得更好。芬兰的教育政策从来不会为增加儿童的正规教育时间而使他们的童年被打折扣。
　　
　　●特征二：训练有素的小学教师
　　
　　在芬兰社会，教师职业总是备受尊重。家长高度尊重教师的专业性。小学在课程设计、教学安排及公用经费的使用上独立性很强。教师有选择最合适的教学方法的自主性。因此，相当一批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选择了师范专业，且竞争激烈，录取率仅为十分之一。
　　
　　芬兰小学教师必须取得硕士学位才能获得终身教职，这项规定具有若干积极的意义。首先，硕士学位让他们有更广阔的就业渠道，不会让小学教师感到他们的职业生涯仅仅限于做小学教师，事实上，拥有小学教育硕士学位的年轻毕业生在各个行业都很热门。最重要的是，硕士学位确保教师能够充分利用大学里的研究成果。很多教师和校长还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历，在过去的十年，拥有教育博士学位的校长和教师数量猛增。
　　
　　从国际对比来看，芬兰的教师教育以其深度和广度著称。理论和实践的平衡帮助教师掌握了多种教学方法和有效教学的科学。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课程改革显示，专业上能力较高的教师具有很强的动机，且很容易投入到学校的发展进程及国家和国际的项目中。他们对其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发展也非常重视。
　　
　　●特征三：灵活的责任制
　　
　　芬兰没有跟随全球的教学责任制运动。教学责任制的假定是，让学校和教师为其业绩负起责任是提高学生成绩的关键。传统上，对学生成绩的评估是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位教师的责任。唯一的标准化、高利害性评估是高中毕业生参加的大学入学考试。在这之前，没有外部机构实施的考试强加给学校。
　　
　　教育管理的分权化和学校自主性的增强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教育行政部门和政治领袖为他们自身所作的政策决定负责。这在教育管理中形成了一种交互责任制，即学校为学生的学习负责，而教育行政部门向学校负责。灵活的责任制对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带来了重大的积极影响。所有的学生学习评估都是基于教师本人设计的考试，而不是外部机构制定的标准化考试。易于在学生之间进行直接比较的分数不会在5年级之前出现。事实上，分数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只能使用描述性评估和反馈。教师通过考查日常课堂测验来进行学生成绩评估也是常有的事。
　　
　　为了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天生的好奇心，小学尤其是一个“考试禁区”。教师在课程计划中享有更多的自由度，他们不需要在意学年考试或检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师和学校自主权的增强，使得学校不仅能够根据他们自身的条件对教学进行最优化的调整，在教学时间的安排上也得以在国家框架下因校制宜。这在管理死板、以考试为重的教育体制下是不可能的。
　　
　　在芬兰，教学的重点在“学”，而不是帮助学生准备“应试”。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都在使用，只要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学习，各种教学创新都受欢迎。跟那些实施严格的教学责任制的国家比起来，师生的压力感和焦虑感较不普遍。
　　
　　当然，依赖于教师和学校自身对学生学习的评估也会有缺点。事实上，教师之间，甚至同一学校的教师之间的学生评估标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当学生转学时，如果学校间的评估标准差异较大，会出现一些问题。尽管如此，跟在其他国家盛行的标准化考试比起来，芬兰的家长、学生和教师更倾向于能够确保把教学重心放在真正的“学”上的更加灵活的责任制。
　　
　　●特征四：信任的文化
　　
　　以上所述要成为可能，其条件是家长、学生和教育行政部门真正相信教师和学校。需要注意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全国推行大改革之前，芬兰的教育体制是高度集权化的，在1985年之前都还是中央集权的。学校被中央机构严格管制，教师的日常工作受到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的约束。相信教师、相信学校的转向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若干重大改革举措得以彻底实现，到了90年代早期，芬兰教育基于信任的学校文化正式形成。
　　
　　信任的文化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和政治领袖相信，教师及校长、家长和社区知道如何为下一代提供最好的教育。在芬兰，这个从官僚化集权管理到分权制的转型发生在严重经济危机、公用经费被大量削减的90年代。一种观点认为，信任文化的引入，是因为地方当局不希望中央官员作出影响他们后代和学校的削减经费的决定。幸运的是，地方智慧对困难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信任文化只能建立在政府良治和零腐败的基础之上，而芬兰在“透明国际”的国际良治排名上非常靠前，公共机构普遍享有较高的公众信任和尊重。对学校和教师的信任因而成为运行良好的公民社会的自然结果。诚信与信任，在芬兰社会中通常被视为最基本的价值观。
　　
　　在90年代，邀请教师和学校参与社会发展给芬兰的教育界带来了重大的积极影响。教师能够看到，体制相信学校和地方社区是课程和教学的决策之地。具有高度专业和道德资格的教师对这一责任表示欢迎。同时，学校也很快地承担起了在信任文化中引领改革的新职责。信任文化不仅带来了学校的不断改进，而且还给学校教育增添更多的多样性。至少从理论上讲，每一所学校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改革策略，有自己的使命表述、愿景、实施办法和时间表。信任文化在这方面产生的影响，对推动芬兰教育不断改革、超越其他国家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特征五：分散式的领导
　　
　　芬兰教育的成功不是全国性重大教育改革的结果，相反，芬兰教育改革和发展是建立在根据不断变化的个体及社会需求而对学校教育进行不断调整的基础上的。从1968年以来，将教育视为公共服务的基本价值观和意识没有发生改变，新的公共部门管理思想没有立住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执政，芬兰政府都将教育视为为全体公民提供的重要公共服务，并一直坚信，只有当国民普遍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芬兰才会在世界的经济竞争中取胜。
　　
　　可持续的教育领导使芬兰学校和教师能够集中精力改进教学。教育系统的领导越来越依据分散领导的理念，即所有参与者都分担实现预定目标的责任。不是把金钱和时间用于推行新的改革，芬兰的教师拥有根据其自身需要发展教学知识与技能的专业自由。70年代的综合学校运动之后，芬兰的教师专业发展便从集权化的教师在职培训转向满足学校和教师个体的真正需求和期望。
　　
　　在经历一波又一波改革浪潮的教育系统中，重点往往被放在外来改革方案的实施上。这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对改革的抵触，而不是改善学校的愿望。在芬兰，教育政策越来越让学校在国家课程与政策框架下自己设计自己的发展计划和实施策略。因此，分权化和地方自主性的增强带来的不仅仅是学校有更大的自主权优化自己的教学方法和学习环境，还给了学校发展与改革的真正领导权和职责。
　　
　　●分数不等于学习
　　
　　芬兰之所以没有走上倚重标准化考试的改革之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芬兰的教育政策研究者们对高利害性考试是否能够改进学生的学习一直持怀疑态度。比如，有研究者指出，高利害性考试政策的成败不应该看考试分数是否提高，而应看是否对学生的学习产生积极影响。芬兰的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师都不认为，经常性的高利害性考试及严格的责任制会对学生及他们的学习有什么好处。也就是说，芬兰人将考试分数跟真正意义上的“学习”作了严格的区分。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芬兰教育才得以没有走偏，成为笑到最后的赢家。
　　
　　让教师不再于一室单干——美报告揭示教师学习团队成功法则
　　
　　李茂编译
　　
　　在学习团队中相互合作的教师，能够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且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实践，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这是美国“全国教学与美国未来委员会”（NATAF）近日发布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
　　
　　这份报告的题目为
　　
　　“为21世纪的教与学联手合作”，聚焦于教师学习团队对于21世纪课堂教学的重大意义，尤其在美国政府当前的给学生作好就业与上大学准备，缩小成绩两极分化的教育改革目标之下。NCTAF的报告强调了教师学习团队在中小学的普遍需求，并为教师学习团队的创建指出了方向。
　　
　　报告呼吁中小学为创建教师学习团队行动起来，NCTAF主席汤姆·卡罗尔将之视为改进学校教育不可等待的头等大事。他认为，我们不是要修补我们的学校，我们是要创建我们所需要的学校。而教师专业学习团队的创建，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
　　
　　在NCTAF专门为此报告举行的论坛上，大家重点讨论了美国中小学的财务稳定状况以及学生为全球知识经济作好准备的必要性。卡罗尔认为，有效的教师学习团队既能降低学校的成本，又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从根本上讲，每一所学校都需要好教师。而好教师在一个合作的环境中工作，会变得更好。”卡罗尔说。不过，教师学习团队如要取得成功，教师需要获得鼓励与支持。
　　
　　团队的力量
　　
　　奥巴马政府将其教育执政纲领锁定在两方面：一、确保每一个学生都为上大学和就业作好准备；二、缩小成绩两极分化。“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但如果我们所做的都是修补现有的学校，那么，未来已经完了。”汤姆·卡罗尔说。“为了让这个愿景成为现实，必须把我们的学校改造成为21世纪的学习组织。”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教授、波士顿公立学校学区前总督学汤姆·佩赞特对此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说：“如果教育领导者指望转变薄弱校，他们需要把挡在教师专业合作面前的所有老套政策与做法清除干净——在封闭的教室里独自一人的教学不是通向未来的道路。”
　　
　　“在每一所成绩优异的学校，我们发现的一个内核特征是，有一个由高效教师组织的团队，他们协力去提高学生的成绩，其成就是哪怕最好的教师独自一人也不能达到的。”卡罗尔还说。
　　
　　在培生基金会的资助下，NCTAF对有关教师学习团队的研究进行了综合评估。虽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但NCTAF还是找出了成功的教师专业学习团队的共同点。
　　
　　在论坛上，NCTAF教师学习团队项目负责人汉娜·多尔向大家介绍了她和同事研究得出的确保学习团队成功的六大法则。它们是：共同的价值观与目标、集体担责、可靠的评估、自我主导的反思、稳定的环境以及强有力的领导支持。
　　
　　NCTAF主席汤姆·卡罗尔博士呼吁教育领袖利用这些原则来改造薄弱校。他说：“我们曾依靠一个个教师的改变来改进我们的学校，现在该认识到，在封闭的教室里靠单个教师是无法为学生作好上大学和就业准备的。我们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它是我们社会每一个高成就组织成功的关键。”
　　
　　“学习工作室”
　　
　　NCTAF是一个本部在华盛顿的非营利结构，致力于为每一个儿童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为他们作好上大学、就业和公民参与的准备。如今，该机构建立了一个跨越27个州的网络联盟，在跟多家专业教育机构的合作下，为美国中小学教学创新与改进提供指引，以推动美国学校从工厂化教学到21世纪教育的转变。
　　
　　作为研究的推进，NCTAF还模仿建筑设计工作室，组建了若干教师“学习工作室（learning
　　
　　studios）”。学习工作室致力于让教师“学习团队”创设出应对复杂“学习挑战”的办法，目标是提高学生成绩、增强教师的教学有效性，使社区资源的作用最大化。
　　
　　NCTAF的每个学习工作室都是一个教师专业学习团队，配有一名政府或企业的领袖，为教师在学校里的合作提供支持。NCTAF的首个学习工作室是跟美国宇航局（NASA）合作的。目前，NCTAF在4所学校建有学习工作室，今年秋天还会有两所学校加入。NCTAF正在实施其复制学习工作室的五年计划，今后5年将扩展到29所学校，项目经费来自美国联邦教育部鼓励学校创新的专项基金。每个学习工作室都在实践以上六大法则，他们都是来自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的教师。
　　
　　马里兰州的哈蒙德高中是NCTAF的一所项目校，该校学习工作室的5名教师有3名参加这次论坛。在美国宇航局（NASA）一笔合作经费的帮助下，这几位教师从今年开始了他们的合作，并将持续到下一学年。
　　
　　罗莉·布兰德里、阿兰·考斯特利科和米歇尔·摩尔3位教师给大家描述了他们如何在NASA戈达德研究所的帮助下，将数学、计算机、科学整合成3个学习项目。
　　
　　5位教师跟戈达德研究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前后举行了3次关于项目设计的碰头会，每次都花了整天的时间。每一个项目，研究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至少都会跟学生见一面。教师从戈达德研究所获得有关书籍和资料，NASA提供的项目经费使校长能够聘请代课教师，以确保项目教师能够定期在工作时间参加活动。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能完全赶上进度，但5位教师都能让项目运转起来，必要的时候，放学后也在一起碰头。他们做的3个团队项目，一开始跌跌撞撞，但到第3个项目时，他们感到“更加在一起了”。
　　
　　科学教师摩尔说，他们对他们的合作计划感到“很兴奋”，而他们一开始“几乎从来不谈论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计算机教师考斯特利科说，在他参加学习团队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跟别班的同事讨论发生在课堂上的事。“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问。
　　
　　资源近在咫尺
　　
　　健康、成功的学习团队要求学校、学区两个层面的行政支持，这是NCTAF的专家在论坛上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就哈蒙德高中和NCTAF的其他学习工作室来说，他们拥有这样的支持以及所需的经费，但一个不那么显见的问题是，学校如何为卓有成效的学习共同体提供持续的支持，尤其是在学校经费缩减的情况下。
　　
　　对于这个问题，卡罗尔和多尔都强调了校外合作方的重要性。多尔指出，他们的研究显示了企业界为学校提供支持的愿望，以及教师对外部支持的需求。
　　
　　“我们相信，教师学习团队需要企业与政府提供的专业支持。”卡罗尔说。他以联邦教育部今年春天举行的“全国实验室日”为例，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全国各地的教师通过互联网跟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结成对子，成功实现了合作。“你没有必要在NASA附近。资源近在咫尺。”多尔说。他强调，甚至农村学区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得大量资源。
　　
　　校园文化的转变
　　
　　除了寻求合作者，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学校是否能够创建出鼓励、支持合作型学习团队的环境与氛围。尽管大量的研究显示，合作型的教师模式能提高学生成绩、改进教学，校园内部的文化并非总是促进教师间的联合协作的。
　　
　　卡罗尔承认，这需要一种转变。“学校的文化不仅仅不是协作的，还是跟协作关系相抵触的。学校目前的
　　
　　组织结构是与合作相对立的。我们必须打破这种模式。”他还说，“我们发现教师是希望合作的，他们只是不知道如何合作。他们需要一条路径。”如果管理者自身也建立起合作型学习团队，那将对学校文化的转变大有裨益。卡罗尔说，如果校长和主管有机会以这种方式成长、学习，他们就能够明白究竟需要做什么，就会思考如何才能为教师提供支持，进而推动学校的文化转型。
　　
　　卡罗尔还提到了去年的《美国教师MetLife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多达七成的教师相信，一个合作的文化能够提高他们的教学，虽然事实上，93%的教师在教学中是单打独斗的。卡罗尔解释说，合作能够使教师更加有效，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系统转型，整个学校的组织结构需要重组。
　　
　　如果教育领导者指望转变薄弱校，他们需要把挡在教师专业合作面前的所有老套政策与做法清除干净——在封闭的教室里独自一人的教学不是通向未来的道路。